智慧党建新阵地 孕育发展新动力******
方便的操作、精美的界面、丰富的资源……最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智慧党建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出新的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火箭院紧跟着时代发展步伐，搭建了智慧党建平台，积极推动党建工作向“智慧化”方向发展，把党建信息化提升到“智慧党建”的新高度，以高质量的党建创新推动院全面形成“三高”发展模式。
线上流程让党建工作更科学
与主数据系统对接起全院各级党组织630余个党支部、14900名党员基础信息和党务支撑数据，做到全院范围内人员信息动态准确，自动报表……智慧党建平台着力于充分利用大数据为党组织建设赋能，为党委掌握、调整和优化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直观分析呈现队伍结构和业务状态，实现党内统计报表一键生成和导出；在线记录“三会一课”组织生活开展、党员发展、支部工作台账等，整合重复性琐碎工作；手机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支部成立换届增补、发展党员……搭建精细化的流程，提升政工部门、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的精益管理水平。
请示批复模板、加盖电子印章、自动生成PDF文件、手机短信审批业务流程请示、一键归档……在线业务流转，让党务工作者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工作，规范化操作，工作效率和效果得到大幅提升。
党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推进机制。火箭院政工部党建处处长王海斌介绍，党建业务管理系统以党组织党员信息管理、数据分析展示、支部组织生活、业务流程办理、移动办公学习为主要应用场景，同时把党的保密要求贯穿到平台建设、运用过程中，安全地通过内网电脑端、外网手机端和电脑端，提供数据管理、信息管理、文档管理等功能，为党组织关系转接、党内统计报表、支部成立换届增补流程、发展党员流程、“三会一课”管理等提供应用支持。
党建业务管理系统兼具功能强大和安全可靠，这让火箭院15所的党务工作者寇燕娜在试用过程中印象深刻，她说，“党建业务管理系统真正使每个部门的工作扎实、高效地嵌入到整体流程的‘流水线’上，贯穿于党务工作始终，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系化开展。”
特色功能让党群服务更贴心
“学习二十大精神思想汇报会即将开始，请认真做好学习准备”“提醒各位党员同志，请尽快缴纳党费”“尊敬的党务管理员您好，重点室党支部的任期将满，请及时向该党支部印发做好按期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智慧党建平台上的短信自动提醒功能是火箭院12所党务工作者郭辛捷的得力“小助手”，她说，“尤其是支部换届特别集中的时候，这个功能真的非常实用。不但免去我们定期查阅纸质档案的麻烦，也让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及时。”郭辛捷介绍，火箭院所属12所党组织结构庞大、党员众多，人员转接频繁，日常的党务管理工作十分繁杂，但智慧党建平台让她的工作变得准确、便捷了很多。
短信自动提醒只是智慧党建平台特色功能的一个缩影。着眼于创新性解决基层党务管理工作的相应问题，智慧党建平台设置了“数据看板”“分析提醒”“移动办公”等特色功能，破解困扰党务工作者的许多“痛点”，全面覆盖群众、党员、党支部、党委、政工部门这5类角色所需的核心功能，为院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带来更加优质的党建工作体验和党员服务。更加贴心的是，党建智慧平台也充分考虑到了个性化的设置功能。“在平台上可以给自己设置多重角色，这个功能确保我既不会遗漏掉任何党务工作，也不会错过党组织活动的相关信息，非常实用。”郭辛捷说。
云上学习让党员教育更鲜活
高清晰全息影像全方位还原展厅细节，多种数字化应用技术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最近，火箭院“建院65周年 一院历史展”正式开幕，无需前往参观现场，在智慧党建平台上的线上“党建书苑”栏目中就可以找到线上观展入口，随时随地“漫游”院史长河。
在线上观展的功能中，还可以通过特色栏目“红色云图”，直达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红色线上展览中一饱眼福；如果想学习和查询党务资料，也不用再跑遍图书馆、档案馆，只要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从海量资料中查找到想要的内容……
线上“党建书苑”的到访者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智慧党建的创新魅力，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优质学习资源为全院共享，让线下的活动与资源展现在“眼前”、输送到“指尖”、传播到“耳边”，让党员教育更鲜活，党企文化更融合，党建合力更强大。
更加“智慧”的党建平台在试用阶段就赢得了广大干部员工的喜爱。大家纷纷表示，“现在人们都喜欢用智能手机，智慧党建平台能与手机等移动终端结合，使我们的党建工作变得更加灵活、方便，也更能体现新时代的‘线上’民主。”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探索、运用智慧党建模式，将支部建在网上，为广大干部职工打造‘永远在线’的党组织新阵地。”王海斌说。（供稿：撒文昭）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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