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出感情牌、上演黑科技——用工大省打响开年“抢人第一战”******
新年伊始，“抢人大战”成为多地的开年“第一战”。在浙江，一些企业代表称，今年的“抢人大战”比往年来得更早，相关政策给企业的支持力度也特别大。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和用工大省，省外劳动力规模超过2200万。2022年12月以来，浙江各地企业订单回暖，不少企业春节后的订单已经排满，但用工方面仍存在缺口，浙江各地政府部门想方设法强化企业用工保障、稳定企业生产经营。
春节前，浙江多地已经开始行动，如嘉兴通过县市联动远赴云南、河南等省开展劳务协作对接，温州16家企业携2700余岗位组团赴贵州“抢人”，抢抓春节前员工返乡在家“黄金期”。
春节期间，通过稳岗留工，浙江全省有1127家重点骨干企业不停产，320个重点项目不停工。
从“老乡带老乡”到大数据上阵
为了打好开年用工“抢人大战”，浙江省各地使用浑身解数，湖州市亮出“感情牌”，杭州市则用上了“黑科技”，“抢人大战”不断升级。
春节前夕，在湖州工作的潘吉兵回到老家贵州省三都县。正筹备年货时，湖州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到他家拜年。他与妻子已经在湖州务工十年，在安吉县的一家海绵厂工作。
工作人员为潘吉兵送上了500元过节慰问金，感谢他在湖州的勤恳努力，令他十分感动，“湖州真是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他说，“年后回湖州时，我要把老乡们都叫来，还要让儿子也来湖州工作！”
“我们打‘感情牌’，关心老员工，让他们用亲身体验去推介湖州，这样的吸引力更大。”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说，如今，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更能吸引求职者。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则通过“城市大脑”，对在杭参保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大数据分析排序，并与排名靠前的多个劳务输出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会定期将用工需求发给当地就业服务中心。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电话采访时，绍兴市人社局副局长王奋正在出差招工的高铁上。从大年初七开始，绍兴市就组织重点企业赴四川、贵州、云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河南等9个劳务输出大省开展劳务协作，在全国27个地方开展驻点招工。值得一提的是，看不见的“大数据”也在为招工工作提供支持。
过去，组织春节务工人员包车或者专列，主要靠接热线，哪个地方打来的电话多，就安排去哪里的专列和专车。这几年，随着浙江数字化改革推进，数字化工具和应用为政府工作提供助力。绍兴通过大数据对比，筛选出在绍兴缴纳社保的外地务工人员，对于在绍兴过春节的外地务工人员，精准推送消费红包，让他们在绍兴安心过年；对于返乡的外地务工人员，则根据大数据分析出人数较多的地区，安排专列或者专车。据介绍，这些数据的使用要遵守《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对公共数据安全的有关规定。
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浙江，“抢人大战”早在农历新年前就已展开，并打出一套“留工、接返、招工”的组合拳。
2022年12月中旬，浙江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企业稳工稳产并开展对留浙过年省外员工温暖关爱行动的通知》，提出开展送温暖送关爱活动、加强生产要素调度引导、开展劳动力余缺调剂等稳工稳产18条措施，“以务实行动稳产、以真金白银留工”。
“春节期间我们压力挺大的，很多员工都回家了，但工厂没停工。”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说，“共享用工”模式帮助他们缓解了春节期间工人短缺的问题。
为全力保障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不停工、不停产，绍兴市上线了全市劳动力调剂服务平台，通过政企联手，用“共享”商业模式盘活人力资源。杨璟招募了1000多位工人在春节期间支援工厂生产。
杨璟也坦言，这些工人春节后要返回自己岗位。年后，工厂仍面临着人力资源紧缺问题。
因此，精准保障节后员工有序返岗同样很重要。
1月30日，周丕文坐上了从四川广元直达浙江杭州的“点对点”返岗专机，这是春节后落地杭州的首趟农民工专机，也是周丕文第二次乘坐免费包机返岗。“下午1点出发，3个小时就能到达杭州萧山机场。”这趟专机上还有50多名和他一样的广元籍务工者。
为了让更多员工顺利返岗，浙江各地都出台了鼓励专车、专机接返员工的政策。杭州市规定，1月21日至2月5日，企业租用(含合租)大巴车跨省“点对点”组织非杭州市户籍员工返岗且符合补贴条件的，按包车费用的50%给予包车返岗补贴，每家企业最高补贴20万元。
1月15日，正值南方小年，湖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两支先遣队赶赴贵州和湖南。他们带着160家重点用工企业的近万个岗位，通过开展劳务协作及人才交流活动，为节后复工复产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之前看到浙江企业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第一时间出海开拓市场拼订单，没想到，你们‘抢人’也这么快。”在湖南湘西，吉首大学负责招生就业工作的高昆老师说。
1月28日，正月初七，浙江各地的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四川广安，浙江省人社厅组织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等地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1.1万余个。
“带来的登记表格都不够填了，微信也都加满了应聘人员。”湖州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吴倩感受到今年招工的火爆。
在湖南湘西，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徐明带着2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组团“抢人”，此行，他们带去了180多个工种、2600个岗位的就业机会。
“大家都还没买到返程票呢！”三元电子科技负责人许佳薇介绍，由于正值春运返程高峰，他们一行人出发时返程票即已售罄。但他们更担心能否招到人，“每个人都拉着大行李箱，放满了公司的招聘海报和宣传单页，就希望能招到更多人。”
1月29日，由浙江省绍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队在四川乐山举行的第一场招聘会上，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遇到一位迫不及待想去绍兴工作的求职者。
“我暂时买不到票去绍兴，你们岗位要给我留着名额，不能不要我啊！”
“大哥，你放心，我们要招3000人！名额有的。”
不止于“抢人”，更在于长远眼光
浙江各地频出“抢人”组合拳，缘于今年经济快速向好的发展势头。
“今年是招聘压力最大的一年，我们普工就要招200-300人。”鸿星科技人事负责人张艳群介绍说。这是全球排名前十的石英晶体元器件品牌生产商，在浙江多地都有投资布局。他们在招的既包括工资6000-8000元的普工，也有工资更高的工程师等岗位。
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要招聘3000多人，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主要负责生产比亚迪DM-i车型专用刀片电池。
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称，2022年6月公司生产线正式运行，目前形势向好，公司正在不断增加产能，接下来还将新开两条产线，用工需求较大。为此，公司“同时派出了12个招聘小组”，奔赴全国各地，现在每天都有100多人入职。
一些负责招聘的人员同时发现，如今劳务输出大省的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业”成为新趋势。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达90.7%。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全省农民工转移就业2639.4万人，新增返乡入乡创业6.7万人，农民工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
1月29日，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在四川广安的招聘会上注意到，当地人对于湖州企业南洋电机颇有兴趣。
湖州南浔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中对口协作四川广安。2019年以来，湖州的南洋电机、沃克斯电梯等企业在广安当地投资建厂。南洋电机广安分公司综合办主任段坤介绍，分公司今年在四川广安有100多个用工缺口，整体薪资在3000-6000元左右。
一些务工人员表示，虽然相较浙江工资稍低，但“在家门口就业”对他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对于劳务输入地区来说，这意味着稳岗留工难度不断加大，需要提升其对人才的吸引力。
因而，“抢人”不止于此时此地，更要坚持“长期主义”。湖州人社部门与多个劳务输出地区的高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平台。推进湖州用工企业与当地高校对接合作，促成校企双方建立长期技能人才培养和输出协作关系。
“我们不仅仅是招聘员工，更让大家有机会去学习新的做法和理念，以后可以反哺家乡建设，助力实现乡村振兴。”丁会强说。
（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蒋雨彤）
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新加坡唐人街。Newscom/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新加坡民众来到寺庙向观音菩萨祈福。NurPhoto/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了解辛亥革命历史。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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