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少年成为著名作家的背后：写作是一种补偿行为******
中新网北京1月29日电(记者 上官云)“无论是形式还是意蕴，我都希望做一些尝试，为读者提供点新的叙事特质。”著名作家徐则臣如此评价小说《虞公山》。就在前段时间，他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获得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
小时候，他生活在苏北农村，放牛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大学时开始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开始写作后，相继拿下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将等多个重要奖项。
对他而言，文学这条路，一度走得艰难而又漫长。
从童年到现在，热气腾腾的生活体验给徐则臣带来了极大的写作灵感，也促使他塑造出很多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小说人物。对他来说，写作是一种补偿行为，也是一种本能。
作家徐则臣。受访者供图放牛娃的夏天
徐则臣出生于苏北农村，小时候是个地地道道的“放牛娃”。
每逢暑假，放牛几乎是他雷打不动的工作。乡村的夏天很宁静，但中午时气温很高，徐则臣会先找个树荫眯一会儿，等到下午两三点就出去放牛。
他往往会随手拿上两个蛇皮袋，趁着牛吃草的功夫顺便割草。牛吃饱，草割好，便骑在牛背上晃晃悠悠往家走。那两袋子青草，就是牛第二天上午的口粮。
听起来似乎有些枯燥，但对他而言，却是一段难得的放松时光。
初中一年级，徐则臣开始了寄宿读书的生活。学业、离家……种种压力交织，高中他有段时间失眠得厉害，又无处倾诉，便把强烈的孤独感写进日记，慢慢攒下厚厚的一大摞。
这成为他写作的萌芽，大学时代，“当作家”成为他的梦想。大学毕业后，徐则臣成为一名老师，渐渐觉得有些内容教得很吃力，“本科生去教本科，哪怕读了再多的书，我始终感觉自己缺乏积累”。
他决定继续深造。2002年，徐则臣成功考研“上岸”，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园，人生轨迹也就此改变。
向往去远方
在徐则臣的写作生涯中，“读研”是很关键的一环。
作家徐则臣。受访者供图研究生毕业后，徐则臣应聘到一家杂志社，成为一名编辑。彼时，户口和编制都尚未解决，他拿很低的临时工资，扣掉租房费用后所剩无几，日子过得相当拮据。
安排好生活必须的花销后，他将剩下的钱大部分拿来买书，有时候实在喜欢一本书又没钱买，他就两个书店来回跑，同一本书，每个书店多跑几次就能看完。
几乎与此同时，他的写作渐入佳境。在读研期间，他就曾获得“春天文学奖”，工作后，稿费也是补贴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
2014年，徐则臣凭借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接着，《如果大雪封门》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他凭借长篇小说《北上》，榜上有名。前段时间，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揭晓，徐则臣的《虞公山》获短篇小说首奖。
他曾写过很多的文学主题，小火车、飞机、河流……徐则臣说，这些几乎都源于自己这个乡村孩子对远方的向往，“我始终对这个世界的辽阔充满了想象”。
关于《北漂往事》
在徐则臣的作品中，《北漂往事》则是近年来比较重要的一本集子。
刚到北京读书时，大城市特有的忙碌与繁华令徐则臣多少有些不适应，因为囊中羞涩，也很少外出游玩，活动范围大多在北京西郊，周边的小市场、书店是他最熟悉的场域。
聊天成为他快速了解周围环境的渠道。慢慢地，徐则臣认识了一批“漂”在北京的朋友，卖盗版碟的小贩、追寻梦想的文艺青年……逐渐成为他生活圈里的一部分。
《北漂往事》。出版方供图“那些年走在大街上，看着车水马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陌生感。”徐则臣说，反而是透过这些朋友的生活，他看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踏实和笃定。
在这里待久了，他和身边满怀善意的朋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种感情慢慢会弥合一些‘异乡人’心中的裂缝，给冰冷坚硬的东西赋予一种温情，赋予你可以接受的色彩”。
热气腾腾的生活给徐则臣带来了极大的写作灵感。2022年，《北漂往事》结集出版。他将之视为当年北漂生活的一种回顾，“对曾有过的纠结，都已经释然。”
写作是一种补偿行为
生活和工作的格局基本落定之后，徐则臣偶尔还是会想起童年、苏北乡村，以及追求文学梦想的历程。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芹菜炒肉丝，但很少能吃到，家里一年到头就吃菜园子里长的那些蔬菜。”这种记忆深深根植于内心，徐则臣一度特别喜欢看“吃播”，仿佛是对童年经历的一种补偿。
作家徐则臣。受访者供图写作也同样是一种补偿行为。他小时候向往远方，所以后来所写的小说中，很多内容都与此相关，比如那些在运河上跑船的人，经常从外面带回一些故事、好吃的好玩的。
“我现在看书读报必拿一支笔，准备随时挑错字；走在路上看到行人、景致，也会很自然地从作家的视角出发，去思考。”于徐则臣而言，读书写作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
眼下他手头正在写的小说，可以分成两个系列。其中一个系列风格神似侦探小说，比如《虞公山》，背景是大运河；另一个系列则由故事背景在国外的短篇小说组成。
“无论是形式还是意蕴，我都希望做一些尝试，为读者提供点新的叙事特质。”在《虞公山》中，徐则臣引入“三言二拍”和聊斋的写作风格来表达当下的主题，尝试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他希望，未来自己的作品能更贴近生活、更自然流畅，“就是以自然本色的语言，去呈现给读者鲜活、可感且真实的生活”。(完)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彩云网地图 |
